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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入学考试外文曾只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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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东亚经贸新闻
   
   多地酝酿高考改革新政,均拿英语开刀,而北京更是意图将高考语文分数提升到180分。一时间恍然让人回到了蔡元培时期的北大。
   
   北大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其招生体制和学术氛围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从招生试题对国文的偏重到招生过程中对作文高分的重视,及校务工作中对全盘西化陋习的革新,都无一不在践行着“中学为体”的思想,但聘请国外名师、送教员到国外进修又使西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入学考试国文分六部分
   
   当年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考国文和外文,考生可进入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必须加考数学,考生可进入本科的理工科。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入学招生试题的外文试题大约只分为两个题型,一是英译汉,二是汉译英。而试卷考查的内容也是相似的,如翻译成英文:“赛跑只有一个人能得第一名,其余人难道因为这样就都不肯跑了吗?”和“一千五百人同考,而大学只录取三百人,其余人难道就都因此不肯来考试吗?”
   
   相比之下,国文试题就显得不是那么容易了。以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入学实验国文题为例,这份试卷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题是把一首诗译成散文白话还要自加新式标点符号,第二题是写出古籍的作者,如《后汉书》、《说文解字》等,第三题是现在意义上的名词解释,如“四部”、“唐宋八大家”等,第四题试举五部秦以前的书,第五题则是判定助词在不同语句中的用法,最后一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作文题了。
   
   虽然不像现在的高考试卷题型基本不变,但是北京大学的入学试卷国文题也有着一些规律可循,像作文题、句读和传统的古籍考试都是基本不变的。这样看来,虽然国文和外文都是北大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但从试卷内容而言,北大招生对国文的重视程度要明显高于外文的,这或许也是很多偏才因为国学方面极其出众而被破格录取的原因之一吧。
   
   作文满分数学零可破格录取
   
   北京大学的招生制度既引入了西方大学的考试办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引荐制度,使得很多偏才进入北大。1917年,罗家伦想修外文,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胡适毫不犹豫地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可校委们查看罗家伦的全部成绩单后大吃一惊,他的数学成绩竟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在取还是弃的争论之际,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力排众议,破格录取罗家伦。
   
   1937年之际,北大的招生不再是采取全国统一高考的方式,而是几所名校自己组织联考。沈从文妻子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投考,结果数学得零分,作文却相当出色,其他科目较平均。时任中文系主任的胡适看到张允和的文章,大喊“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北大的招生规则是“任何一科如果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让他无论如何在张允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数学老师很坚持原则,说“零分就是零分”,一分也不肯给。直到胡适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骂人,北大才终于破格录取了张允和。
   
   校务会禁用英文
   
   北大曾经也有很多陈规陋习,开校务会议使用英文就是其中之一。以往北大开教务会,大多使用英文。预科的教务会议,则全部都是讲英语,校内崇洋之风兴盛,那些不懂英语的教授们,处处感觉矮人一等,却经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
   
   蔡元培上任后改革了这一陋习,虽然赢得了中国教授们的一致支持,但遭到外国教授们群起抗议。他们抗议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先生义正词严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的大学里教书,你们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就说中国话呢?”从此,北大不论开会还是发言,一律改用中文,而不再使用英文。
   
   其中有两名英国教授,个人道德修养较差,竟然带着学生去逛八大胡同。蔡先生忍无可忍,在二人聘约期满后,不再向二人续聘,他们怀恨在心,暗中联系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要求续聘。蔡元培毫不退让,为此得罪了朱尔典,他四处散布:看你这个校长还能干几天!又指使两名洋教授将蔡告上了法庭,蔡先生有理有据,处事不惊,以大获全胜告终。至此,北大校内的崇洋风气渐渐散去。
   
   为了砥砺全校师生的道德修养,蔡元培还发起组织进德会。他写的《旨趣书》中,感慨当时风气日下,道德沦丧,希望在两千人社会的北大试行挽救。进德会于1918年5月28日成立,入会者中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又按人数比例,分别选出了评议员25人,纠察员50人。
   
   蔡元培还以言传身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矫正腐朽的校风。
   
   旧北大沿袭京师大学堂的衙门形式,校长、舍监、主人等视校役如奴隶。蔡先生到校后,每天出入校门,校警都会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这班服从惯了的仆人看了,惊得吐出舌头来。旧北大如果学生有事想和学校接洽,要写呈文,校长批了后贴在牌上,像官府一样。蔡先生对此发出布告,学生想和校长接洽要用公函,不许再用呈文。蔡先生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重视国文也并非狂热
   
   虽然作文满分能破格录取,但北大也并非一味重视国文。北大对教员出国进修,提高学术水平,也十分重视。夏元瑮、陶孟和、蒋梦麟就曾赴欧美各国考察,刘半农、朱家骅曾赴法、德完成博士学位,陈启修、李大钊赴俄国讲学,陈大齐、宋春舫、杨荫庆、徐悲鸿等赴欧,孙瑞林赴美,胡濬济、沈尹默都曾赴日进修或考察。
   
   北大毕业生出国留学,蔡先生更是极力鼓励。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等五人赴美研究,山东、江西、河南、浙江等省的公费留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考选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以及其他游学途径,北大都是尽力相助。他们学成归国,冯友兰、傅斯年等也都为母校服务,担任教授。
   
   北大还经常邀请世界知名专家学者到北大讲学。
   
   1919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一家到日本讲学,那时他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自1919年起至1921年,杜威在中国进行了为期2年多的讲学。
   
   1919年10月20日,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为杜威举行的晚餐会上说:“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1921年,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
   
   
   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的欢送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儿的饯行宴上,杜威饱含深情地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
   
   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来到中国。罗素的中国之行待遇十分丰厚,车旅费全额由中方提供,讲学的酬金也很高。罗素在北京的演讲很受欢迎,曾经有一次演讲有将近1500人参加。但罗素觉得,中国是一个艺术家的国度,他在中国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他能带给中国的。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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