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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研究不能忘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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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记者 张春海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10月11—12日,第二届两岸西方翻译理论再思/批判暨“翻译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天津外国语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澳大利亚《翻译中国》杂志社主办,主题为“翻译批评”和“翻译中国”。学者研讨如何理性对待纷纭复杂的西方翻译理论,在中西对话中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翻译理论。
    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已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借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对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翻译理论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与发掘。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认为,目前,中西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话语不对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却忽视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西方翻译理论固然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有哪些流派和思想,哪些部分可以与西方翻译理论切磋对话、和谐共处。
    他还表示,今天,需要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再思”首先是要继续学习,不忽视其可取之处,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部分可作为“枝叶”被吸收入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之中;“批判”意味着分析,意味着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认识。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需要“不忘记祖先”,因为这是“根本”。
    避免“翻译暴力”现象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陈大亮表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为“境界哲学”,境界哲学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内在渊源关系。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要从境界哲学入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性质特点、理论形态、范畴体系等,从而将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引进了大量西方翻译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视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不过,一些误读误译给借鉴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广泛重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曹明伦谈到,在我国引介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误读误译西方翻译学者观点的问题,在翻译研究中误译炮制出许多无中生有的概念,从而使人误以为西方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如广为流行的“翻译暴力”、“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等都是误读的产物,“翻译暴力”实为“对原义的故意改动”,“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则是“文本之外并无插图”。他提出,“翻译研究也需要翻译”值得深思,研究国外翻译理论需要正确的理解,同样引介和借鉴其翻译理论也需要正确的翻译。
    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
    “翻译中国”,意味着中国文学、文化、文明重要成果的“走出去”;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学者和翻译家当为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贡献应有的力量。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朱志瑜回顾了1949年以来由中国译者所做的中国文学英译,在此过程中,《人民中国》、《中国文学》等杂志和《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和遵循文化传播、交流的规律,注意利用国外文化市场等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一,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和地位越发凸显。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郑敏宇称,汉学家翻译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英美汉学家的翻译行为和认知策略进行探讨,深入揭示和客观评价他们在跨语言、跨文化活动中的认知状态、认知方式、认知视角等,对促进文化交流的反省和对话,促进我国文学翻译队伍的培养,乃至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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